《最后的皇朝——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的优秀读后感范文2700字：
这本书，是近几年看的书里面，写得最有画面感的一部，可以说，非常棒。想想吧，一本书，能让你的脑海里面显现出一幅一幅场景，而且宛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穿插其中、并行不悖，以时间轴的同一个节点的前后、左右进行泼墨，让你知道前因、后果，其他的场景正在发生些什么。最真实、最小说的记录片式手法，用书本和文字，帮助我们还原了整个历史事件的部分，就像看电影一样。
没错，这么玩的这位作家，其实是位纪录片导演——现任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北京作协理事的任勇。
任老师的这部《最后的皇朝——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其实早在2011年就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过，当时的名字叫做《辛亥年》，随后，他总撰稿的同名电视纪录片《辛亥年》也同步播出了。但随着近几年的回味以后，他花了几年的时间，对那本书进行了更有意思的重写，随即诞生了这一本——《最后的皇朝》。
与《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快速历史科普有点不一样，《最后的皇朝》有些类似《万历十五年》，它就写了一年——辛亥年，严格一些来讲，那一个甲子的辛亥年，是1911年2月18日-1912年2月18日，稍微宽泛一点，本书写了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后颁布退位诏书的前数年和后一年，试图用详实而客观的史实，还原这个“最后的皇朝”努力、挣扎、沉沦、终结的最后一段过程。
本书以1911年正月，自哈尔滨肇始、席卷东三省的肺鼠疫为引子，大清国的百姓们仍在水深火热，而清廷的春节却依然铺张奢侈，朝臣们有的忧国忧皇权、积极推动改良，有的却依旧纸迷金醉、大捞特收，有的则怀揣着小九九搏求上位，新党们还在积极地做着连自己都不够自信地努力.....
这一年注定是动荡而又令人充满意外的一年，更何况，在书中仔细地描述了政治、经济、民意等各方面的局势，关键词是“乱”。正如，“身在云深处，不知此山高”之意。在历史长河的微观细部，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也不能够像我们读史者一样，具备一个整体全面、准确客观的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即使是毛主席也没有预料到红军在那么艰难的时候，日本人入侵会救我们一命；也没能预料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会打破攘外必先安内的困局，让我们燃遍全国、进而遍地开花；更没预料到，解放战争的成果会来的那么快，仅仅在日本投降4年后，就能够把美械正规军的蒋介石赶到台湾，并且能够入主北京........
大清的晚年同样如是。其实，慈禧早就意识到了，不变法，祖宗的江山社稷定然不保，所以她容忍小皇帝光绪的一些维新思潮和做法，在感觉权力失控以后，又亲手镇压了戊戌变法、囚禁了皇帝，在数年后，她又主动地做出了让步，新的政体变革比戊戌变法更加激进、更加彻底....，可是，为什么大清的皇权仍然颠覆得如此快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大的转折呢？中外的史学家在好奇，政治家也希望从中找到答案，作者同样在拷问。
简单来讲，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结果。可是怎么证明呢，作者用很多生动的史实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
“1905年，具有近代意义的法律专科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成立。1908年，设监狱专修科，聘日本监狱博士小河滋次郎为教习，兼定监狱律草案“
“1905年，端方......在湖南半年内建设小学堂八十多索，并选派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留学...”
“在端方、袁世凯、张之洞等人推动下出台的一系列具有现代精神的法律，尤其是清末修订的三个总结性大法：《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被辛亥革命后的民国直接继承，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废除，而是对它们稍加修改后继续沿用，成为帝国留给民国的一宗最大的政治遗产”
“作为出洋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的成果，大清帝国于1906年改大理寺为达利园，附设总监察厅，仿西方司法独立，规定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并为最高级的审判机关，司法行政，则另设法部”。读书笔记大全（https://www.yuanan.org/）“随着政治改革向着深水区挺进，革命却愈演愈烈。慈禧太后面带焦虑地问张之洞：如何才能平息革命？张之洞只回答了两个字：立宪。立宪，是一种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我理解其深意是，保留皇权，但是，宪法优先。
“慈禧诚恳地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几年了，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答她：尚未立宪。慈禧又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让他细细说来。端方滔滔不绝，说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没有再说话。”
“当年的上海《申报》连载了端方回国后写的《列国政要》一书序言，当时新闻的自由，可见一斑。”
“以往的英雄史观，往往垂青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而对推动时代变革的人则保持沉默。革命者的身躯过于高大，遮挡了新政推行者的面孔，这些人包括张之洞、端方，也包括袁世凯”。这句话，其实总结得相当到位，真知灼见。
在1911年的4月，大清的官员伍连德和锡良，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及大清的动员机制，成功地做到了连外国洋大人、洋专家们都没能够完成的超级工程——用很短的时间、有效地诊断出问题所在，并控制了这场令整个东北亚都为之颤抖恐惧的鼠疫。“然而，这却是这个虚弱的帝国所能容纳的最大奇迹，它只能在局部发生。对于整个国家，不会再有一个伍连德式的强人力挽狂澜”。
从这本书中，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个逻辑脉络，这个脉络是建立在作者依靠1911年以前数年的形势逐项逐案罗列的——前些年，大清的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上层）都在学洋向洋，思潮一派欣欣向荣。因为从上到下，都看到了祖宗之法不变不行，于是开始积极推行新政，新政要钱、搞现代化建设也要钱，但是签的赔款协议也要给，建设新军也要大批的钱.....没钱，盛宣怀便搞出来个私人铁路收归国有。这下子犹如柴堆堆里丢进了一颗火星星，各阶层的老百姓都不干了，特别是投了钱的中产阶级不干，保路党纷纷成立，利用新成立的咨议局（立宪机构）各种串联、请愿....。再加上袁世凯的北洋系见缝插针、待价而沽.....以留日派、学堂派为骨干的新军立场激进，一下子就燃了.....
任老师的点评很到位，武昌首义“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事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以致于历史学家们常用偶然性来形容这次革命，武昌起义的成功，即使在有心栽花的同盟会领袖看来，也颇有无心插柳之感”，如此低烈度的（非农民）起义，却成功地引燃了一场空前的颠覆看起来庞大无比的王权的革命。
还有很多很多精彩之处，确实让我能够以容易接受的方式，从很多闻所未闻的历史中，相对完整地了解当时当势，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大幸！大幸！
我一周内一口气读了两遍这本书，仍爱不释卷。准备过段时间，再好好细细地品一品，毕竟年纪大了，记忆力不好，好书，总是要多读几遍方才过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