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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德意志帝国根本没有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想法。1870年以前的普鲁士的想法就是联通自己的两部分领土，并且保卫自己的安全，这种安全是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那就是扩张之后的大普鲁士在国际秩序里的安全，当然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和德意志联邦宪法还有皇帝宣言把这个大普鲁士隐藏在小德意志帝国背后，那么它也就自然的表现为德意志国家的整体安全，还有在国内政治上的，这个意义上说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帝国的组织层面的，那就是普鲁士国家首选要在德意志帝国之内继续存在下去，同时普鲁士对帝国的独霸不能受到挑战。还有一个是阶级意义上的，那就是以霍亨索伦王朝为旗手的普鲁士地主对普鲁士国家的独霸也不能受到挑战。这是德意志帝国40年政治运作里掌握绝对优势地位的右派一切政策的根本。
我这段话看起来有点费解，原因在于我是逆推的。如果我们把顺序调转过来就明白了，普鲁士的容克贵族把持着普鲁士国家，而霍亨索伦王朝是他们的领袖和代表。1815年合约给了他们一片领土上不接壤的西部领土，他们想要把横亘在这两片领土之间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拿骚吞并掉。但是又无法冒挑战维也纳合约缔造的欧洲秩序的险，只好利用此时蓬勃发展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来掩盖自己的本来目的，给自己的扩张普鲁士涂抹上一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色彩。所以当他们真的战胜了奥地利、法国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把自己深刻的卷入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事业里去了，所以他们想要保障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但是这个目的与保证普鲁士的完整和王权相比是次要的，跟保障普鲁士贵族和特权相比就更是次要的。
所以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德意志帝国在它四十八年的历史当中，其实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到处耀武扬威煽风点火，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也没有一个势在必得的目标。它像斯巴达人一样因为恐惧而炫耀武力，德意志帝国的外交的支配力量是恐惧，是对帝国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的恐惧。
1871年合约深刻的伤害了法国人，所以它惧怕法国人复仇，因为惧怕法国人复仇所以它惧怕法国和俄国联盟，1866年的战争深刻的伤害了哈布斯堡王朝，所以虽然它跟奥匈帝国结为同盟，但是它对一个哈布斯堡主导下的德意志神圣同盟的复仇战争忧心忡忡，而且这个唯一可靠盟友的长期衰弱症背后，正是俾斯麦主导的威廉街，对布达佩斯马扎尔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和煽动。
四十年间的德意志帝国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上的动力，只有简单的条件反射式的应急性处理。这不是英国外交部那种居高临下的“就事论事”。而是一种政治老年痴呆。德意志帝国把持在把持着皇帝的俾斯麦手中，俾斯麦窒息了所有的其他政治家和政党，把他们至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地步，整个国家的政治原动力来自官僚，而官僚系统又被俾斯麦贬低到事务性公务员的程度。
所以俾斯麦自诩他的外交是在玩七个永不落地的球，但这种耍杂技走钢丝式的外交手段，是一个威廉街辛苦阅读文件的公务员理解的外交，是建立在文件、报告、备忘录、电报、基础上的技巧的外交。而不是服务于具体的目标的政治手段。
题主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更可取得世界大战的胜利的外交道路，但是德意志帝国没有人想打一场世界大战。它的外交也不是为了打一场世界大战服务的。至于德意志帝国到底想干什么，我认为德意志帝国的目标，就是什么都别干，维持现状。让腓特烈大帝留给普鲁士的东西平安的进入二十世纪，就是德意志帝国统治阶层的理想。
而这一点和奥匈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867年到1906年奥匈帝国同样没有明确的目标内部分裂把它弄成欧洲外交上的黑影，但是从1906年艾伦塔尔就任外交大臣，在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的支持下，帝国有了新政策那就是巴尔干政策。在战前几年的外交里维也纳成为发动机之一，虽然主要是给威廉街惹麻烦，但奥匈帝国是在追求某个准确的目标的那就是向爱琴海挺进。而威廉街从1870年到1914年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在为这些错综复杂的利益服务，尽量让他们都留在自己的体系内，就像一个谁都不想得罪的老好人，但又不肯放弃自己的任何利益，最后几乎沦落到没有朋友的地步。
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即使不是为了打世界大战德国也不可能跟俄国结盟，三皇同盟是1870年代的产物，那时候的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均衡，但其实相差不大，这三个国家都把持在地主贵族阶级手中，这三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对它们的君主和贵族来说都是麻烦，而且它们都刚刚经历了一些麻烦事，所以希望维持欧洲的和平和现状，这就是三皇同盟。但是在俾斯麦去职的时候德意志帝国已经先于其他两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俾斯麦统治的是一个东部领土几乎没有像样的工商业的农业的普鲁士，但当他被威廉皇帝一脚踢下台去的时候，他背后是一个工业人口已经超越农业人口的德意志帝国，他执政期间对俄国农产品的保护性关税已经激起了俄国的强烈愤怒，俄国人因此对德国采取报复性手段，规定任何外国人不得在俄国持有土地，这一条对德国贵族来说打击巨大，第三任帝国宰相霍恩洛厄侯爵就因此蒙受巨大打击。而这种农产品问题上的矛盾实际上已经严重的损害了两国关系，因为当时这两个国家的掌权阶级都处在灾难的边缘，进口的殖民地农产品，正把欧洲地主的利润挤的越来越低，而近代的优雅生活的成本却越来越高。
一个普鲁士的伯爵夫人一年只在买圣诞礼物的时候去一次柏林，而且她还只舍得买三等车票，那是铁路方兴未艾，三等车厢为了防止男性乘客威胁女性乘客会给女性乘客分发钢针防身的时代。俄国的地主也好不了多少，俄国地主正在走向破产。所以这两个大君主国的地主都迫切的需要他们掌握着的政府来帮助自己，所以他们必然成为互相竞争的两极。
俾斯麦去职之前他已经对德俄之间的同盟关系失去信心了，他儿子作为外交国务秘书曾经坦率的表示，再保险条约大概可以在我们对法国开战的时候拖住俄国沙皇一到两个星期，因为它终究是一个同盟条约，但也仅仅是一到两个星期而已，因为它也仅仅是一个同盟而已。
1890年继俾斯麦之后出任帝国宰相的卡普里维之所以没有续签再保险条约，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所以他希望在关税问题上和俄国谋求妥协，让比已经工业化了的德国与更加依赖农产品出口的俄国和解，让俄国农产品得以输入德意志帝国，从而改善德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同时也改善德俄关系，但是结果呢？
虽然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了成功，虽然帝国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比工业人口还低的程度，但是普鲁士地主的政治能量远超其他任何阶层，这个阶层立刻抛弃了他们反动、保守、忠君和虔诚的新教徒的假面具，跳出来组织集会、递交陈情书，并且表示要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里跟天主教中央党合作，要“抗争到皇上听从我们的呼声为止”。最终卡普里维只能下台。
综上所述，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相似，都是未工业化的农业国，而且国家权利把持在地主阶级手中，但是俄国的体谅更大，所以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它被德国甩下了，但是工业化的德意志帝国又无法摆脱地主阶级的控制，所以在经济上边缘化深知趋于破产的地主阶级依然能够决定帝国的道路，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另一个可能威胁到他们仅存的那一点农产品市场份额的俄国作为盟友。来源：https://www.cnblogs.com/findumars/p/8897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