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共选择——选举未必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1. 选举由中间派说了算
1.1 市场与投票在公共选择中的区别
简单地说，在投票的情况下，公共选择的结果相当于中位数，由中位数决定；而在市场里，公共选择的结果由平均数的位置决定。
1.2 赢得中间投票人支持，就能获得选举成功
在任何一个选举中，不管那些参选人的政治理想原来是怎样的，只要他们想获得胜利，在竞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中间选民的政纲。这时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人原理，也就是说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参选人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者得偏好。
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是为了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而参加竞选的；现在人们明白，政治家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去刻意剪裁他们的远大理想，因为只有讨好中间投票人的政纲，才能在大多数人说了算的选举中获胜。
2. 阿罗不可能定律
“大多数人的意愿”，听起来是个不言而喻的概念，但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告诉我们，它可能根本没有确切的含义，或者说什么含义它都可能代表。
2.1 选举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说“选举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如果真的举办这样的选举，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只要自己的意愿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但阿罗不可能定律指出，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那个选项时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法就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一说。
2.2 已经被暗中决定的投票结果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虽然开会时明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再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就已经被决定了。
2.3 投钞票可对偏好轻重做出排序
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要逃避阿罗不可能定律所预言的这种循环，除了确定一位会议召集人，确定一个固定的会议程序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让人们投选票，让人们投钞票。
我们让选择芝加哥、夏威夷和华盛顿的三位投票人，分别为这三个城市标上价，说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去这个地方开会，愿意出多少钱去那个地方开会。只要把这个价格明确地标出来，一汇总，最受欢迎的城市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选择是一个确定的答案，不会出现循环。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用选票投票和用钞票投票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用钞票来投票不能能反映出选民对不同选项之间的排列顺序，还能反映出他们对不同选项偏好的轻和重，因为不同的价格能够反映出量的不同。而用选票投票，只能反映出人们对不同选项之间偏好的顺序，却没办法反映出他们偏好之间的轻重。
3. 民主为何会产生不良经济政策
本书批评过许多公共经济政策，包括价格管制、准入管制、最低工资制、同工同酬法和贸易保护主义等。读者不禁会问：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既然那么多的经济政策都是低效或者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为什么这些经济政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采纳、被执行呢？而且执行和采纳这些政策的往往还是民主国家呢？
3.1 传统公共选择学派的理由
（1）选民是无知的
（2）选举机制天然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入侵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在每一位存款人的账户上偷一分钱，那我一下子就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了。这时账户上损失了一分钱的人，他们会起来反对我吗？不太会，他们只要打一个电话、写一份信，付出的代价就已经比这一分钱要多了。他们不值得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是我却值得这么做。
而一个国家的利益团体，他们也处于相同的格局中。凡是利益团体都是人数比较少，互相可见，得到的益处却非常大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公共政策赚到的钱，是全体人民付出的。
全体人民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高度分散，互相不可见，他们每一个人受到的损失都非常小，不值得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成本也非常高。在这种格局下，那些有巨大利益的少数派就会有积极性去操纵选举的结果，让大多数分散的选民来承担代价。这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突出的利益团体操纵选举结果的理论。
3.2 唐纳德 威特曼 的反驳
（1）市场机制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明智选择
威特曼说：在政治问题上选民是物质的，但是这些无知都不妨碍选民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
抛开政治，我们在市场上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人们对技术往往一窍不通，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买到一管好的牙膏、一台好的相机、一辆好的汽车，这时因为市场机制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帮助，让人们在无知的情况下做出明智的决策。
在市场中，帮助我们做出做出决策的，是厂商的品牌，是第三方的认证，是履行各种合约的制度安排。而威特曼说：所有这一切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存在。
政党就好像一家公司，政党的名声就好比一家公司的声誉，它是通过多年努力而积累形成的。党内对各位党员有纪律约束，这好比公司内部的品质管控程序。当外有好多新闻媒体、政治分析员、非营利组织、智库，都对政党的行为、政治家的一举一动进行着密切的监督。他们的行为稍有差池，就会被曝光们就会被放大。这跟市场体制里的消费者委员会、违约罚款、侵权赔偿是一样的道路。
（2）政治竞赛至少和市场竞争一样有力
众多的利益集团相互争夺、互相抗衡，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机制。这跟在市场里商人们进行广告战、价格战、营销战一样，都是正常的情况。
在政治领域，选民不需要再了解政治哲学，不需要再了解军事战略，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的经济学原理，他只要看看候选人的眼神、说话的态度，有没有温暖人心的微笑，就可以投票做决定了，而这跟在市场领域，消费者不需要懂太多科学技术原理，只要看看品牌和包装，看看那些美轮美奂的电视广告，就基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样。
（3）民主制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选民要的
威特曼的结论是：民主制度下产生的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它恰恰反映了聪明的、有理智的选民所需要的经济政策。
3.3 布莱恩 卡普兰 的“理性胡闹”理论
（1）普罗大众的经济学认识有系统性偏差
第一，排外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很多经济问题是有外人造成的，这些外人要么是一个城市里的外来人口，要么是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人。他们跟经济学家相比，往往不能理解外人对本地人、本国人的福利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老百姓当中普遍存在的排外偏见，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第二，职位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岗位会流失到海外被外国人占有。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普遍欢迎那些把就业机会留在本地的经济政策。
第三，反市场偏见。人们对供求关系、价格的作用，往往理解的不够深。这造成了很多人虽然口头上说赞成用价格进行调整，但每次遇到具体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反其道而行，欢迎那些价格管制的政策。
第四，悲观偏见。人们总是记得失业的感受或者非常担心失业，他们对现状往往不满，对未来往往担忧，而对过去又往往只留下美好的记忆。结果是总觉得今天不如昨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2）任何人的选票都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
（3）市场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
在市场里，如果我们要买名贵的跑车，就要单独为此买单。在政治领域，我们不会因为支持全民都有免费医疗服务，政府就会单独让我们付费，付与不付已经被决定了。
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做经济选择时，因为自己要承担后果，人们就会变得理性；而在政治领域，由于每位选民都不需要对自己的政治主张直接承担责任，人们就会理性的选择不理性。用卡普兰的话来说叫“理性胡闹”。
4 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4.1 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传统批评
过去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承担着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能够把社会中有钱人的收入征收一部分，给社会中最穷的人使用。
4.2 戴雷科特定律：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
他说事实上，政府再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也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钱从最有钱的人口袋到了最穷的人口袋。相反，每当人们通过选举、通过政府的行为进行财富再分配时，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中最穷的人，而是这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中间的人得益了，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最穷的和最富的人。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最穷的人，他们的知识、时间、精力致使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参与往往很不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替自己说话。而社会当中最有钱的人，他们也不屑于过多体自己说活，他们不在乎多交那么一点税收。而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阶层，他们有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和能力，通过选举为自己说话，为自己办事。结果是社会上最富有和最穷的人，共同补贴了社会上的中产阶级。
这就是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雷科特定律。
5 脱贫致富之路知易行难
5.1 让穷人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才是最重要的
5.2 制度设计上的一点差别，就能产生差异很大的结果
5.3 为什么有些国家会成功，有些国家会失败
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固有难题，就是分辨诸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以为是起因的现象，有可能是结果；我们以为是结果的现象，有可能是起因。
6 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了这么伟大的经济成就，最重要的是做对了四件事情：
（1）给重要的资产确权；
（2）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3）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了国际化的大合作。
6.1 界定产权：以土地与人力资本为例
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中国就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收入分配权，从大集体转向小集体，甚至转向家庭。这一下子就改变了农名的积极性，从余粮上缴变成只要上缴完固定的数量，余粮都归农名自己。农民成了剩余索取者，积极性当然大增。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得到非常好的产权保护的不仅仅是土地一项，人们其他许多重要的资产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其中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政府对人力资本的保护。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是政府和学校包分配、管就业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不在个人手上。你可以想见，那个时候的人力资本怎么可能用的好。
当时四两拨千斤的举措，就是从政府包分配改为自谋职业。忽然间有了自由，当时很多人还感觉到彷徨，不知道怎么办好，还觉得包分配更好，有着落，不用自己发愁。
但人们很快就尝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好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一下子就提高了。人们上夜校、上函授大学、上成人大学，积极地改变自己，拥抱新的机会。当人们都这么做的时候，社会迸发出来的活力大得令人难以想象。
6.2 引入市场竞争：从认人的制度改为认钱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对的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引入市场竞争。当然，同时也就放弃了价格管制和票证制度，让价格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分配、娱乐和教育。
你可以说一个社会认钱不公平，但是如果你不认钱，你就必须人其他的，认男女、人出身、认官职、人智力、人体力，所以比较之下，人钱更有效率。不仅更有效率，而且它更公平。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性别、出身、种族、肤色、智力、教育背景、职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相反，要攒一点钱却是相对容易的多的事情。
6.3 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充分利用企业家优势
不同的分配制度、不同的决策机制，对资源的产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市场和政府应该各自分工，互相配合。所以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基本上让私营企业做主，让它们去冒险、让它们去承担责任，是一种比较恰当的选择。而政府值站在旁边保驾护航，进行底线监管，同时发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睿智和实际的治理理念。
6.4 加入世贸组织：开放国门迎接竞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做对的第四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国门迎接挑战，让中国人一下子参与到国际合作的洪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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