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混沌巡洋舰
1859年，达尔文以一个挑衅性的断言结束了他的《物种起源》，那就是‘人类的起源和他的历史将会被（进化）点亮’。在他的后期著作《人类的由来》(1和《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中，达尔文阐明了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共有的进化出的情感和认知能力。
在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中，他论证了智人的四个“决定性”特征，即使用工具、语言、审美敏感度和宗教在非人类动物中都存在，尽管这些特征是基础性的。他认为，甚至连道德也是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可能不会给个人带来生存优势，但他写道:
毫无疑问，一个由许多成员组成的部落，只要具有高度的爱国、忠诚、服从、勇气和同情的精神，总是愿意互相帮助，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就会战胜大多数其他部落; 这就是自然选择。
然而，达尔文对人类情感进化本质的革命性理解自年以来一直被忽视。一个世纪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转向思维时，计算机不仅引发了认知科学革命，而且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研究工具。
心灵的计算模型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它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捕捉动机与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并且一直不关心这背后的进化过程。甚至当进化心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时候，它忽略了大脑和身体的进化生理学根源。而是着手寻找将人类行为置于特定的计算模块中。事实上，当代的道德心理学和经常继续使用这种模块化的方法，假设人类心灵中存在内在的规范性道德，并且贬低道德行为的情感本质。
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对一系列迫在眉睫的一般性智能问题，做出了突破性进展。虽然算法是数字计算产生解决问题的机器，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机器——主流范式混淆地称之为“智能”——缺乏在有情感的动物身上观察到的，明显的动机刺激和其他情感触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神经学家Jaak Panksepp和Antonio Damasio以及神经心理学家Richard Davidson在内的一群极富创造力的科学家，在没有同样大张旗鼓的情况下，一直在开拓一个新的情感(或情感)科学领域。情绪神经科学将处理情绪的大脑系统(大部分位于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共有的大脑区域)与脊椎动物的适应行分开处理。
在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研究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解哺乳动物祖先的大脑是如何我们的高级皮层系统中存活的。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情感(或情感)研究开始渗透到诸如行为学(动物行为的研究)等学科。例如，灵长类动物学家Frans De Wall就努力以严谨和科学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灵长类表亲的真实情感。在经济学领域，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等人开始详细研究偏见，这些偏见往往是情感上的，会破坏理性决策。在哲学方面，像Martha Nussbaum这样的思想家开始重新引入情感作为一种判断的形式。为情感辩护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因为生物学上的适应不仅仅遵循或破坏了理性的指令，而且也成功地领导了理性。
当然，一切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 我们的祖先真的有普遍的自然情感。情感真的是普遍的吗？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我们从文化经历中习得我们的情感，因此它们是由非常特殊的环境构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关于情感源泉在人类思维进化(以及自然)中的重要性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那么，大脑的基本情感结构是一个普遍的生物学事实吗？
最近，人类情感的生物学基础受到思想家的质疑，他们主要关注更高层次的情感和我们对情感生活的文化叙述。这种方法在赞美情感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历史和人类学上的差异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但是当它完全拒绝自然情感时，它就失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社会心理学家Lisa Feldman Barrett是该理论最直言不讳、最受欢迎的支持者之一。在她2017年出版的《情绪》一书中，巴雷特认为情绪是概念性事件，而我们的情绪，比如愤怒或悲伤，是非常快速的心理结构，几乎就像是我们经验的实时微型理论。
情感，在这个公式中，是智力的过程，需要语言将原始的感觉刻画成离散的情感。与生物或生理系统不同，情绪被认为更像是思想，每个人在生命早期就学会如何命名和将他们组织成看似自然的种类。事实上，根据巴雷特的说法，这是认知和文化构建的惯例。巴雷特认为，当你的胃在面包店里翻腾时，你的大脑会把这些感觉标记为“饥饿” ，而另一种情况——比如说在医院候诊室——则会让你的大脑把同样的感觉标记为“担心”。她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所有的情感，声称没有与生俱来的愤怒或欲望这样的东西，只有对身体唤起的背景解释。
支持这种违反直觉观点的论据，很可能是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感官知觉方面的类比之上。众所周知，即使是很轻微的认知暗示，这种感知也会受到扭曲。心理学家已经可以很专业的“启动”实验对象错误地感知某些事物，或者注意到某些本来不会引人注目的事物。例如，询问目击者当汽车移动向另一辆汽车时，汽车的移动速度有多快，与询问汽车撞上另一辆汽车时的移动速度相比，目击者的估计速度显著提高。某些知觉上的认知偏差，即使是在看似没有间接调节的知觉上也是颗星的的。
巴雷特声称，我们的大脑会自动地建议将感觉分类为明显是本能的情绪的方法——它们出现是本能的，因为我们没有有意识地接触这种心理分类活动。然而，那些追随情感科学的人认为，深层的情感，如欲望、愤怒、关心、恐惧、寻求、悲伤和玩耍等，并不是在概念上构建起来的，尽管它们可能在概念上被那些具有概念能力的大脑所阐述。
进一步研究，知觉和情绪之间的类比就不成立了。首先，虽然一些感知是开放的自上而下的结构(例如，偏见影响我如何看待一个陌生人) ，大多数不是。耶鲁大学感知与认知实验室最近的研究，尤其是 Chaz Firestone 和 Brian Scholl 的研究表明，大多数感知都是自上而下不受影响的。
巴雷特和其他研究人员认为，感知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可以穿透更高级的认知功能。事实上，实证研究似乎表明，可重复的约束或对知觉的影响主要来自感觉、情绪或情感，而不是语言、信念或概念。换句话说，对鳄鱼的危险有一个自上而下的个人或文化理论是不够的，比如说，当你看到鳄鱼时，你会退缩。自下而上的恐惧联想(杏仁核的警报系统已经调节或编码鳄鱼暴力行为的早期知觉)可以严重影响你看到(和反应)鳄鱼这一新知觉的方式。
感觉状态使得人们将鳄鱼的遭遇定义为恐惧，而巴雷特和其他建构主义者认为，将其定义为恐惧是产生感觉状态的原因。这意味着感知的渗透性事实上与情感是认知的另一种形式的论点相抵触，因为它揭示了一种形成和限制感知和认知的生理因果力量。
愤怒是一种生理模式的基础，这种模式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进化，以帮助它们生存。
从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我，或者我的文化，可以决定将恐惧定义为幸福，而这种重新定义将使它成为幸福。但是恐惧感觉很糟糕，并且驱使着与快乐完全不同的行为。像巴雷特这样的建构主义者承认存在低水平的积极或消极情感(核心情感) ，但随后将诸如恐惧和愤怒之类的二阶情感归因于这种低水平情感的认知标签。在我们看来，这个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神经科学、行为学，甚至是我们情绪的感觉(现象学) ，这些似乎都是用来区分情绪的更有用的规则。
在个体和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情绪状态显然是多种多样的，这似乎得到了证据的支持，例如个体自我报告中的非典型情绪反应和 fMRI 研究中的非典型神经模式。然而，这些并不是解开情绪的生物学范式的异常，而是与常规不同的异常。情感科学提出了一种分层的大脑，它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解释多样性，而不必抛开情感的生物学原理。
我们之所以把一些行为、表情和情感归类为愤怒，是因为它们的基础是一种可识别的生理模式，而这种模式是在哺乳动物的大脑中进化出来的，以帮助它们生存。例如，脑部扫描揭示了愤怒或欲望时神经通路具有有限的多样性。语言、文化和有意识的思考确实会影响我们情绪的表现，但是可能的情绪状态和解释的范围是相当固定和有限的。这源于我们的论点，即情感的普遍性是可以通过经验进行轻微的改变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情感神经科学家们已经使用了专门的技术，努力地绘制出最基本、最原始的情感的不同神经通路。例如，对杏仁核的广泛研究表明，恐惧有明显的大脑特征。对大脑进行精确的局部电刺激可以揭示动物特定的情感和行为反应。例如，哺乳动物的恐惧是一种自然反应 ，具有多样性。
当涉及到非人类动物的生活时，我们必须面对情感建构主义观点的非直觉和看似荒谬的后果。如果情感依赖于更高的概念认知、文化背景和语言，那么非人类的动物和婴儿就没有情感生活。
在缺少语言时判断一种情绪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肯定地知道动物是否有情感。但是，如果这种方法论的障碍是真实的，那么它只同样适用于我们不可能直接接触到其他人类思想的情况，从而使我们都成为悲剧性的唯我论者。
与其寻求语言上的确认来证明一个生物确实正在经历一种情感，不如观察它的行为更能揭示问题。将情感体验与拥有概念联系起来的明确含义是，所有的动物和婴儿都没有情感，因为他们缺乏语言。这似乎与来自动物研究、发展心理学和常识的证据非常不一致。
那么我们进化后的情感生活的新图景是什么呢？在我的《情感思维: 文化和认知的情感根源》(The Emotional Mind: The Affective Roots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2019)一书中，我们认为情感系统是理解人类(以及我们的灵长类近亲)思维进化的核心。我们将哲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见解和数据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至少2亿年来，情感大脑一直处于构建阶段。相比之下，认知研究的焦点——大约180万年前“理性”新皮层的扩张是一个后来者，而我们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发展则更为年轻。作为一套自适应工具，情感的工作时间远远长于理性认知，因此，把大脑想象成一台理想化的理性成本效益计算机，投射到深层时间，在生物学上没有什么意义。
对心灵进化的充分解释必须超越我们命题思维的能力——我们操纵语言表征的稀有能力。我们必须了解一种更为古老的能力——感知和适当应对的能力。我们需要像考古学家思考沉积岩层一样思考意识本身。在底层，我们有驱使我们(和其他动物)进入环境开发资源的基本驱动力。口渴、欲望、恐惧等是进化早期大脑区域的触发因素，这些区域刺激脊椎动物获得满足感，并恢复体内平衡(生理平衡)。例如，在最低的初级阶段，恐惧是激进的。在威胁下，恐惧的动物排空它的肠子，杏仁核和下丘脑的活动激增为它的防御或逃跑做好了准备。
哺乳动物的大脑在这些古老的情感系统和下一层——生物所经历的经验性学习和条件反射——之间建立了一个反馈回路。在这个第二层次上，恐惧(继续我们的例子)变得更加具体——老鼠害怕光明，而人类害怕黑暗。同样的恐惧系统，不同的威胁。最后，在人类中，另一个反馈回路存在于新皮层的“理性”认知过程和前面提到的皮层下触发器和学习系统之间。在这个最高层次，第三层次，恐惧与更高层次的概念性和叙事性思维交织在一起。
沉思和思考，被语言、符号、执行控制和未来计划所包围，构成了这个三级水平，尽管它们被低层次的情感所激励。在第三个层面，我们达到了人类独特的情感，例如那些由内省的文学专家如 Henry James，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在恐怖的情况下，Edgar Allan Poe 精美地阐述的那些复杂而短暂的情感。
高层次的情绪仍然植根于低层次的大脑区域，但是与大脑中进化较新的部分——一般的新皮层，特别是额叶区域——联系更为紧密。这意味着它们在大脑的认知执行功能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减缓和控制我们更多的动物自动反应。他们也参与了情感的沉思(例如当亚属脑前额叶外皮与默认模式网络相结合时) ，并且他们与自由意志的感觉，或者反思行动的意图(在背外侧脑前额叶外皮活动的‘反应空间’中的情感内容)有关。
这七种情绪在人类和哺乳动物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们是通过三个心理层面过滤出来的。
有自下而上的原因，就像那些推动有机体，以满足特定的合理化需要。还有一些自上而下的原因——通过认知和行为策略来调节基本的边缘情绪。有意识的主观性并不是突然出现在这个反馈循环的顶部弧线上，而是作为包含生物体内稳态触发的基本动机，存在于哺乳动物支系的所有生物中。主要和次要层次的情绪有时被认为是无意识的，甚至当我们调节它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清晰的内省意识通道来接近它们的功能。例如，我们可能会在十字路口选择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或者选择一道菜而不是另一道菜——我们可能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最准确的说法可能是，主要和次要的情绪具有显著的意识(经验感觉) ，但缺乏进入意识(理性地进入、操纵和反映情绪的能力)。
继我们已故的导师 Jaak Panksepp (1943-2017)之后，我们认为所有哺乳动物都拥有七个基本情感系统: 恐惧、欲望、关怀、玩耍、愤怒、寻求和恐慌/悲伤(Panksepp 将这些名字大写，表明这些特定的情感是生理/行为系统以及相关的主观体验情感。但是，心理和生理方面是不可分的)。每一个都有特定的神经电化学通路，伴随着感觉状态和行为模式。其他研究人员对于什么是“基本情绪”的描述略有不同，但是继续研究情感科学将在未来几十年中敲定最好的分类法。这七种情绪在人类(和哺乳动物)中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们通过三个心理层面进行过滤，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多样性。
生物和心理科学历来孤立或专注于一个心理层面，而排斥其他心理层面，因此呈现出心理和行为的片面图景，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倾向于关注人类大脑的各个方面，而生物学家则从非人类动物身上吸收了更多的数据。重要的是，许多认知科学家倾向于创建三级加工的计算模型(例如，更高级的表征性思维，如语言和注意力) ，而行为主义者，如动物神经科学家则侧重于中级加工(例如，强化和条件化范式)。在第三层次上，我们看到情感在不同文化、历史和个体之间的细微差别，但这并不违背原始情感的基本本质。
情感科学认为，最低层的思想渗透到活跃的高层。思维的进化就是这些层面如何出现并相互作用成为反馈循环的发展故事。然而，这样的反馈并不仅仅是一个大脑过程，而是一个具体化的、活跃的、嵌入式的和社会文化的过程。
人类认知在特定领域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经常被宣传，而情感领域的成就却没有得到重视。例如，复杂工业的进步，或者我们独特的人类家庭结构的进化，如果没有智人情感生活的平行进步，就不可能发生。如果人类没有经历某种重要的情感驯化，塑造出我们促进社会共存的动机和愿望，那么他们就不会是如此娴熟的合作者，特别是在非亲属社会群体中。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Richard Wrangham)在《善良悖论》(The Goodness Paradox，2019)中指出的那样，与我们的灵长类近亲相比，人类通过显著减少反应性攻击来驯化自己。除了愤怒，我们认为在进化过程中，类似的文化进化的选择过程也塑造了其他的情感，比如欲望和关心。
一种情感或情感的方法可以证明感情与知觉、思考、决策和社会行为之间惊人的相关性。心里充满了感情。几乎每一种感知和思想都有效价，或者在情感上被某种吸引或排斥的性质所加权。此外，在神经可塑性和生态环境的碰撞中形成的这些情感，提供了思维的真实语义轮廓。意义是身体化的产物，是我们与直接环境的关系，是社会互动的情感线索，而不是符号与指称之间的抽象对应。接下来的挑战就是认识这个具体化的过程。诸如关怀、愤怒、欲望甚至嬉戏等情感是如何为哺乳动物创造一个成功的社会世界、为人类学习创造一个信息丰富的特定场景以及让抽象概念凸现的？我们的书力求提供一个概念性的路线图来回答这个问题。
理解文化和认知的情感根源以及情感在心灵中的确切作用，将使我们避免对动物意识的行为主义和笛卡尔不可知论的不健康回归。我们对哺乳动物思维的进化方法——建立在反馈循环的层面上——肯定了我们共有的动物情感的现实，以及人类独有的激情的复杂性。心灵进化的情感方法揭示了人类意识的深层动力，以及我们与其他有情众生共享的情感生活。我们希望它能使我们对未来的需求、欲望和动机有更准确、更健全的理解。
本文翻译自：https://aeon.co/essays/human-culture-and-cognition-evolved-through-the-emo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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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os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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