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风险投资(下称“风投”)一直是美国创新的金融引擎。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风投公司的数量,从 2007 年的 946 家,增加到 2019 年的 1328 家;管理的资金数量从 2005 年的 1706 亿美元,激增至 2019 年的 4440 亿美元。
但并非所有数据都如此乐观。风投领域以白人男性主导,他们支撑了美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如 Google、Facebook、Uber 和 Airbnb 等,尽管有大量员工在这些公司工作,但多数财富都被少数管理层赚走。与此同时,科技之外的行业公司,获得的融资则少很多。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风投家们发现可以投的创业模式越来越少。截止 2019 年底,该行业拥有 1210 亿美元的可投资资金(指已募得但尚未投资的资金)。
在过去,风投的确满足了不少人类需求。不出家门,会议软件就能帮你远程工作,外卖软件可以让你不用饿肚子。
但是,新冠疫情的治愈方法和更好的防护设备在哪里?风投作为创新型金融引擎,为何没有为上述想法提供资金?
美国青年扎克 · 格雷(Zack Gray)的故事,或许能对你有所启发。
硅谷风投对生物医疗比较冷漠
格雷小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工作的父亲,因患癌症去世。长大后,格雷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和天文学。
图 | 扎克 · 格雷(Zack Gray)
后来他认为学术界的发展太慢,便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书。这个常春藤盟校的血统,让他进入了一个大多数企业家都梦想进入的世界。
不幸接踵而至,他从 14 岁时就认识的女友,因为过量服用阿片类止痛药被送入医院,等他赶到医院时,青梅竹马的女友已经撒手人寰。
于是,格雷开始思考,如何来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在完成其 MBA 学位的过程中,他得知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建立某种业务或服务。
如果他的女友能获得药物来治疗成瘾状态,而无需经历团体治疗的尴尬和麻烦,情况会怎样?他可以建立一家大公司来帮助更多像他女朋友这样的患者吗?
不管如何,这样的想法,需要获得投资人的认可。于是他成立了一家名为 Ophelia 的公司,并请来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的管理学教授亚当 · 格兰特(Adam Grant)来当的顾问。
Ophelia 似乎很符合投资者通常寻找的一些标准:它由软件驱动、并允许患者在线进行后续医疗检查,由于美国大约有 200-300 万人对阿片类药物上瘾,其潜在市场巨大。
然而,就在此时,新冠疫情暴发,对于格雷来说现在似乎不是筹集资金的好时机。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找到一个可以在公司成立第一年、能帮助该公司扩展到可接收 500 名患者的投资者。
格雷从创业一开始就想加入 Y Combinator,他在学生时代就听说过这个加速器。他说,加入加速器会 “降低 Ophelia 的风险并使其合法化”。
虽被卷入了新冠疫情的混乱局面,但 Y Combinator 的演示日还是成功的。演示日那天,Ophelia 旁边的公司有 Trustle 和 Breezeful,前者主打以 50 美元的价格为父母提供专门的育儿方法和儿童发展专家,后者则能使用机器学习来寻找最佳的房屋抵押贷款。
通常,大约 80%出席演示日的公司会在活动后的六个月内收到资金。Ophelia 最终收到了喜人的结果,该公司从 General Catalyst、Refactor Capital 和 Y Combinator 获得了 270 万美元的投资。
格雷是幸运的,然而并不是所有风投家,都愿意把钱花在生物医疗上。
很多投资者和企业家,都没有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能够检测传染病的医疗系统中、以及能更快开发药物和疫苗的方法中,也没有投入失业救济系统、以便可以应付突然出现的失业高峰。
对此,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Vanguard、耶鲁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投资终极战》作者查理 · 埃利斯(Charley Ellis)指出,人们的眼界没有那么广阔。他说:“一个行业内的人会只专注于为自己的行业创收。”
投资人是一台简单的机器
早在 2008 年,硅谷最有影响力的投资者之一、凯鹏华盈公司(Kleiner Perkins)的风险资本家约翰 · 多尔(John Doerr)就曾指出,最顶尖的创始人“都是白人男性,是哈佛大学或斯坦福大学辍学的书呆子,他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因此,当我看到这种模式出现时…… 很容易就会决定进行投资。”
然而风投不平衡的存在,却并未让硅谷感到异样。据悉,美国风投的 75%用于软件产业,约 5%到 10%用于生物技术领域,只有极少数的风投家已经掌握了建立生物技术公司的长期模式。
有一家公司在埃博拉病毒出现时,就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防护装置,现在正在缓慢提高产品产量。如果这家公司能早点得到风险基金的支持,情况会怎样?
然而,风投公司领头羊 Greylock 的合伙人阿希姆 钱德纳(Asheem Chandna)认为这不会发生,他说:“资金将流向能获取回报的地方。如果软件产业能继续获得回报,这个产业就是资金流向的方向。” 即使有针对性的政府补贴降低了风投人的风险,多数人也会坚持己见。
越来越清晰的是,许多人对美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这个国家还没有为大流行做好准备。很难断言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软件和技术只是创新领域的冰山一角,美国因为一直过度专注沙箱里吵闹的孩子,而忽略了维护其余的设备。
“互联网产业仍然在膨胀,但这并非一人所为”
2011 年,时任网景公司联合创始人、现任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投资公司之一 Andreessen Horowitz 的总裁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软件公司之所以对投资者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可以产生巨大回报,这些软件公司往往通过取代其他行业人员(如旅行社从业者)而占据主导地位,如今机票预订早已从线下转到线上。
图 | 马克 · 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Vanguard、耶鲁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投资终极战》作者查理 · 埃利斯(Charley Ellis),表示:“它被称作风投其实是在掩人耳目,这实则就是人脉资源。”
他的意思是,成功的风投家不一定是那些发现、并资助最具创新思想的人,而是去挖掘那些能组建出、最终将被收购或上市的公司创始人。
举个例子,如果该公司的最终市值是 100 亿美元,那么该风投家最初购买初期业务 10%的股份、所花费的 100 万美元,就会增值很多倍。
而大多数成长速度不够快的公司,将无法获得更多投资,其最终结局可能是倒闭。
一直以来,风险资本家以硅谷佼佼者的身份自居。他们是人才猎手、是 “牛仔”、也是冒险者。他们支持那些愿意违反体系的人,并认为他们应该赚大钱,同时纳税还可以得到减免。
但是,这一畅想和硅谷历史并不完全吻合。前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 “伴侣号”(Sputnik),拉开了太空竞赛的序幕,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向硅芯片公司投入资金。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 · 奥玛拉(Margaret O’Mara),在其《守则》一书中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政府在研发上的支出,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直到现在,美国科技公司与政府的联系,仍然十分紧密。
比如,Google 的早期工作是斯坦福大学的克林顿在位时数字图书馆项目,而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自 2003 年成为 Palantir(大数据公司)的第一个客户后,直到 2008 年 CIA 仍然是是 Palantir 的唯一客户。
科技公司依靠美国研究资金建立起来,这原本无可厚非。玛格丽特 · 奥玛拉认为,实际上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决定,是政府在不施加太多控制的情况下投入的资金。
但是,她补充说,这个神话已经变味儿,英雄个体和破坏规则者更容易被关注,可这不是公司或技术成功的根本原因。她说:“互联网产业仍然在膨胀,但这并非一人所为。”
2020 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从美国口罩、呼吸机等救护设备的短缺,就可以看出美国风投的不均衡。而本次疫情,或许可以引起风投家们、对生物医疗领域的重视。毕竟,比起软件,生物医疗更能影响人类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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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朱新月
参考: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6/17/1003318/why-venture-capital-doesnt-build-the-things-we-really-need/
来源:oschina
链接:https://my.oschina.net/u/4366189/blog/4450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