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
既然我是笨人，那将来做一切事都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用笨方法去做，不投机不取巧不走捷径。成功的路有千万条，我只走那条看上去最笨、实际上最踏实的路！
我这一生不信书，只信命。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的，当年如果不改名，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曾国藩拿出了从前读书的意志，跑回寓所，铺开纸张，再写，写完再找劳崇光。这样持续了十几天，劳崇光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无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其实到地方上任县令也不错。你不知道吗，从地方向上升迁，是很快的。可你要是进了翰林院，非要熬十几年才能升迁不可。”
你知不可为而一直为之。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
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最好了。
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此时正是你用功之时，一定要坚持，不可半途而废。世上多少聪明人，就因为半途而废，所以一事无成，你要谨记！”
戒烟难，因为它有肉体的欢愉；戒棋更难，因为它能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人在精神上的瘾远高于肉体上的瘾，所以戒起来会非常难。
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他离京时只带了到南昌的单程路费，行抵小池驿时，盘缠已所剩无几，如果转头回老家，那就要不吃不喝的靠两条腿走回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 曾国藩在旅馆来回踱步，心里开始运用朱熹“格物致知”的超级方法论。 他要“格”的“物”就是路费，“格”了半个时辰，终于得出结果和道理（致知）。结果是：可以到江西找路费；道理是：我是江西乡试主考官，暂时属于江西官员，而我老母正在此时去世，所以江西官员给我奠仪（份子钱）实是天经地义。
江忠源对曾国藩的解释毫无兴趣，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受礼法束缚的人。他只是大为不解，曾国藩的语气中把出山任团练大臣一事看得那么难。训练团练，把他们送上战场，痛殴长毛匪，这有什么难的呢？
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州找了个池塘建立船厂，开始制造战船。他把湖南全省数得上的能工巧匠都请到衡州，大家召开特大型会议，探讨建船。会议听取了曾国藩关于建立世界第一水军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工匠们各抒己见。有的工匠诚实回答，船身上精美的雕饰他天下无二，但造船不会。还有的工匠临时抱佛脚翻鲁班遗书，其余的工匠觉得这是政府工程，应该能大赚一笔，所以劝曾国藩别建战船，因为他们最擅长造战车。
那天晚上，他在灯下枯坐，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我曾国藩向来以理学“诚”字为人生信条，为何老天爷如此对待我？ 这是个伪命题，“诚”只是一种品格，不是智慧。所以他是在钻牛角尖，越钻越黑暗，钻到后来，他猛地站起来，望向漆黑的夜。随从看到他猛地站起，以为他有什么事，过来问。他气若游丝地回答，我想出去走走。
马岭坳一得，半壁山就在眼前，曾国藩下令进攻半壁山。秦日纲决心和半壁山共生死，为此信念，他特意带着卫队从田家镇冒着风雨来到半壁山。 环境有时候可改变人的思维，秦日纲原本是想死守半壁山的。但抵达半壁山后发现自己的防御是铜墙铁壁，人马众多，气势如虹，脑子一抽筋，就改变了策略：对围困在下面的湘军发动进攻！
秦日纲只发现了自己的优势，没有看到敌人的强项。曾国藩的湘军最善于的不是进攻，而是防守，更是防守之后的反冲锋。
千年以前，魏帝国皇帝曹丕站在长江边，哀叹道：“天老爷制造长江，就是为了分割南北啊。”千年以后，曾国藩站在湖口城下，也不禁哀叹道：“长毛贼制造了木排，就是为了不让我功成名就啊。”
曾国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在月光下如同死人。他想了半天，才半死不活地说：“一个人连承受被责骂的能力都没有，还能成什么事。随他们去吧！” 勤务兵认为曾国藩有理解误区，他整理了思路，侃侃而谈：“非是如此。他们所以离开您，因为您自出山以来霉运当头，胜少败多，人家已经对你已失去信心。人人都想跟着个顺风顺水的人，攀龙附凤，得点好处。可跟着您能得到什么好处？” 曾国藩大吃一惊：“想不到别人还有这种心思？我曾国藩辛苦出山，只为天下太平，他们竟然把我当成聚宝盆。这种人走了也罢，只要李元度不走就好。”
曾国藩情绪很激动，所以没有做长时间考虑，就脱口而出：“我一向以诚待人，想不到别人却不以诚待我，在危难时刻，离我而去。” 李元度想了一下，慢悠悠地问道：“您所谓的诚，到底做何讲？” “不欺、无私、至虚。” 李元度找到自己的两只手掌，拍了两下，这掌声里有讽刺，曾国藩听出来了：“这是何意？” “您说得好哇，我鼓掌叫好。可您只是说得好，做得却很差。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你不能指望别人都和你一样，以至诚之心对待别人。他们离开，必有离开的理由，这理由就是他们的‘诚’，我想，您所谓的‘不欺’就是不要欺骗别人和自己的良知吧。” 曾国藩只好点头承认李元度说得对，他撇开这个话题，谈另外的，也是他头脑中最恍惚的：“自出山以来，我连遭岳州、靖港、湖口三大败，我格物致知了许久，也搞不清楚。我是不是个不知兵的人呢？” 李元度想了想，说道：“非也，您的失败恰好是因为你知兵。” 曾国藩大惊，李元度缓缓说道：“如果岳州之败是天意，那靖港之败就是人为，用兵之术，贵在确定目标而不更改，您则是朝令夕改，所以才有靖港惨败。至于湖口之败，气太盛，以为大局在控，其实是被人所控啊。”
我看这用兵啊，就如同下棋。棋术高低要先看棋谱，但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来下，那我从棋谱上得来的阵就成了摆设。又如射箭，射箭教科书上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能命中。因为成败都在变化万端之中。我看啊，胜败之情，就如下棋发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就是辩证法的神奇之处，采用这种方法的人滔滔不绝，有理有据，但最终要他拿主意时，他就开始和稀泥，等于说，他说了一大堆，实际上跟没说一样。
石达开解了九江之围后继续发力，以雷霆之势在江西横冲直撞。曾国藩在南康大营魂不守舍，一日数惊。但在众人眼中，他仍表现了作为领袖的魄力，镇定自若，尤其在抚恤伤兵上，发挥了仁者顶级风范。他清醒地认识到，越是身处危局，越要镇定，越要倾尽全力维系人心。由于人心被他维系得滴水不漏，所以湘军虽屡遭败仗，士气毫不见衰。
但士气这种东西只能是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战场不是内功表演场，凭的是兵强马壮，而不是气。
这就是“天京之乱”，它告诉我们，农民武装虽能短时间内创建辉煌，可逃不过的宿命却是，终有一天会窝里乱咬！
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曾国藩不明白，他不是预言大师，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没有注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你做了两淮盐运使后，只要具备“刚正不挠”的气节和“条理精密”的才干就可以了。年深日久，从前猜疑你、诋毁你的人终会害怕你，然后是有求于你。到时候，你不必计较，大度地可怜他们就行了。与这些人相处，只有你这样个性坚强的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胡林翼的话使李鸿章飘飘然，非是胡林翼夸赞他，而是他恍惚地认为，自己真就是两淮盐运使了。因为胡林翼和湖广总督官文的私交甚密，而且在北京有很多朋友，如果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他怎么会这样说？
不过他确定了一件事，兄弟俩在这段时间都在互相传递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就是瘟疫，传染性极强。当一个人无法改变外界环境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改变心态，把负面情绪变为正面激励。 他对曾国荃说：“老弟，此时才是修行时，平时的风光八面，大军如云，何须我们费尽心力？只有此时，才是我们用心时。瘟疫横行，我们就治疗、预防，援军不来，我们就自力更生。你老哥我大半辈子经历的困难和波折还少吗，三次险些自我了断，最终还不是挺过来了。我坚信，天佑有心人，肯努力，老天不会亏待我们。” 这是古代版的心灵鸡汤，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暂时可以激发人的斗志，类似古代江湖人售卖的大力丸，可药劲过了，仍是虚弱。
曾国荃当初的宏图成为漫天飞舞的碎纸片，他向曾国藩求援，希望曾国藩能把多隆阿从陕西战场调回。曾国藩无可奈何地告诉他，多隆阿的军营也在闹瘟疫，而且陕西战事很不利。北京方面，死都不会同意调回多隆阿的。人，要靠自己！身居绝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专盼援军，否则将士们会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导致松懈，援军不来，就会因失望而气馁。到那时，可真就回天乏术了。 曾国荃终于真正振奋起来，不是因为老哥的话起了作用，而是他突生一种心态：与其这样半死不活，不如就死地求生，死也要死个痛快。 这种想法很快就充盈了他的头脑，让他脱胎换骨，重新拿起刀剑，劈开瘟疫之神，冲向了战场。
敌人远道而来，一抵达就发动进攻，而且攻势凌厉，其实他们都是纸老虎，凌厉的攻势不会持续太久。只要你能坚守半月，敌人气馁，大功可成。”
眼前这支不足万人的部队，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战力？支撑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曾国荃用给士兵训话告诉了他：“咱们自参军的那一刻起，就是抱着共患难、同富贵的信念。多年来，咱们患难与共无数，如今富贵就在眼前，杀进天京城，金银财宝和女人就都是咱们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不但天京城里的金银和女人是咱们的，朝廷还要重赏咱们，这辈子吃香喝辣，左拥右抱，何须愁也！” 湘军士兵们呼声震山：“抢钱！抢粮！抢女人！” 什么叫激励？曾国荃这段话就是激励，人在非常环境下，精神激励收效甚微，能打动其心弦的只能是物质激励，而且这物质激励要超越他们的想象力，在平常时期，他们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
人生是个向上的过程，但走到高处时必须明白，高处不胜寒，所以尽量避免高处，真要走到那一步了，也要谦逊地后退几步。
在曾国荃的引路下，曾国藩看到了死去两个月的洪秀全。他的头已秃成了葫芦瓢，胡须稀疏，卷曲的白，颧骨出奇的坚挺，正向骷髅演变，身上穿着绣龙黄缎袍子。就是一具最普通不过的死尸。 望着眼前这具死尸，曾国藩突然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他将来的死亡也会和这具尸体一样，就躺在这里。无数人围观着它，然后无数的哭泣响起，仿佛是有人对着窗外的明月，发出轻轻的叹息。
曾国藩问李秀成：“为何大逆造反？” 李秀成回答：“实在活不下去了。” 曾国藩再问：“后来荣华富贵尽得，为何不放下武器，做回顺民？” 李秀成笑了，笑声里略带了点鄙夷：“曾公应该比我清楚，人很多时候都是骑虎难下。为时势和内心的无限欲望所驱动，谁都回不了头。”
李秀成本木炭工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供状写得却是无比流畅，亮点极多。 这足以说明，文章这种东西，非走心不可。否则，纵学富五车也写不出好文章。
人这一辈子，就是在别人的猜疑和不相信中度过的。你有用，他们用你，你无用，他们就抛弃你，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平常说磨练心智，都是闲扯，此时才是用功时。面对外来的欺辱和不信任，应抱一颗平常心对待。如果真冲冠大怒，那就是被对方牵了鼻子走，不是真修行了。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吏治腐败，让曾国藩渐渐失去“中兴”的信心，“中兴”的口头禅也慢慢从他嘴里消失不见。一次，某个幕僚对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只不过现在皇帝的威权很重，割据风气还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 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中央政府好像正在烂掉。” 幕僚道：“祸患必是中央政府先垮台，而后天下无主，各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超出五十年。”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青少年时代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后，年老之时都会有这种心境，也会主动进入这种心境。世事沧桑，南柯一梦。几十年苦苦追求并且已得到的东西，最终不过是一场幻梦。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年轻时过度相信，人只要通过努力，就可胜天；中年之后，挫折不断，开始相信命运；步入老年，我发现命运才是人最应该重视的。所以我留下六个字，作为我的墓志铭，你们听好了——不信书，只信命。”
一个人能把一门知识学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到底有多感兴趣，除此之外的因素全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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