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西方由于不同的哲学、地理、历史、文化渊源，思维方式体现出许
的差异。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主要表现为：感性直觉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
整体优先与注重分析；伦理思维与科学思维；归纳与演绎。本论文主要从文
渊源来分析上述提到的中西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中的最后一点。
关键词：思维；差异；归纳与演绎。
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思维主体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形式认识和把握对象本质的某种手段、途径和思路，并以较为固定的、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及至影响外部世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表面上具非物质性，象人的思想一样，无色无形，不可捕摸，它主要由后天环境（文化及教育的）影响所致；思维方式其实又具物质性，大脑皮层对相同事物的反映，会引起皮层“突触”产生某种化学反应和物理（生物电）脉冲，并按“既定路径”来变化传递，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思想）。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就能够构成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
归纳与演绎是自然科学中重要的逻辑推理方法，其推理方向正好相反。作为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归纳和演绎都属于哲学思维方法的层次。归纳和演绎作为思维形式化的方法，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1)演绎必须以归纳为基础，因为作为演绎的出发点的一般原理往往是由归纳得出来的。(2)归纳需要以演绎为指导，人的认识一般是从研究个别对象开始，这表明归纳推理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完全脱离演绎的归纳是盲目的，所以要克服盲目性，就必须以某种演绎作为归纳的指导。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这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归纳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总的来说归纳的思维方式受到《易经》的影响，而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受
到了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上曾做出易经多中国文化的影响的精彩发言。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 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本论文主要对《易经》对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影响进行分析。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第四和第五点与《易经》的关系尤为密切。第四点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的角度谈起，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大特色就是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归纳是从具体的前提过渡到一般性的结论的推理。它有两种功能，一是概括一般情况，二是推测将来结果，其结论都超越了前提的范围。而演绎则正好相反，它是从一般性的前提过渡到具体结论的推理，其结论没有超越前提的范围。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和“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认为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西方文化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对古希腊文化许多伟人曾做出过评价，马克思说：古希腊文化是一种永久的魅力、一种规范，一个高不可及的范本。罗素也曾说：古希腊文化在纯粹知识的领域里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首创了数学、哲学、科学和历史学等学术研究和学问。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眼里古希腊文化是多么的重要。
古希腊留给西方哲学的遗产就是西方哲学的本身，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所指出的：“古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的自由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基础。”首先在认识论方面，为希腊哲学发展迈出第一步的是“智者学派”，他们是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活跃在雅典城邦一支哲学团体，他们持着“自然论”和“约定论”的观点。“自然论”者认为，人与社会的诸多习俗和制度是从自然而来的，有其自然的依据，是人自身难以认识与改变的。这种观点否定了人的认识能力，最终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约定论”者主张社会的习俗和制度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约定”，并无永恒自然的依据。这观点虽然突出了人的认识主体地位，但他们否定了自然规律对于人认识的决定性，否认了人主体认识的客观内容主要是自然，逐步变成了“相对论”观点。然而说到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奠基人，还要算古希腊人文哲学的真正开创者——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将哲学的研究从自然转向人，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己，提高个人的素质和完善个人品德，是一种“可知论”。早在希腊哲学的开端时期，诗人克罗封的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既无人明白，也没有人知道，对于一切，所制造出来的不过是现象(或意见)罢了。” 这是一种较为明显的怀疑主义的观点的表述，他将人亲眼看到或通过第一渠道证实的东西与只能作为推论的主题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提了出来，为哲学中的“不可知论”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其次在“本体论”方面，古希腊的哲学家为此做了不懈的探讨。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性的“火”，万物由火变化而来，又复归于火，它按一定的规律运动变化。他还提出了“一切皆流”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他用“一个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名言表达了万物皆变，一切皆流的辩证思想。德谟克里特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粒，无数的原子在无限的空间中做无规则的运动，它们以不同的排列方式不断分离与结合，形成了宇宙万物。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里特都是唯物“一元论”者，他们将世界归结于一种具体的物质元素之上，有别于柏拉图的唯心一元论思想。在柏拉图看来，在个别事物和人类之外存在着一个作为万物本质的实体，即永恒不变的“理念”。真实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理念”，必须通过辩证思维“从理念出发，通过理念，达到理念”，逐步上升到绝对理念，“理念”是一切知识和真理以至于一切存在的本质。然而，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建立了一个与柏拉图“理念论”所不同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万物皆由质料和形式两者构成，形式是核心，它使质料变成现实的存在物，是质料存在价值的表现。从根本上说，亚里土多德的哲学体系是“二元论”。今天西方人研究哲学，“物质”和“意识”是最重要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和“形式”，实际上就是现在“物质”和“意识”的原始表述。
无论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还是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他们都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都具有二重性。如以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为例，从积极方面看，它容易使人对世界、对事物形成整体、系统和有机的观念，便于对世界、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正是在模糊、直觉、辩证思维方式基础上产生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医、气功、养生学，而且未来新科学也可能由此萌发。从消极方面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缺乏科学精神，不容易建立起对世界、对事物的有理有据的科学认识。显然中国近代科学不发达与此有密切联系。因此，比较理想的是中西方思维方式相互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类2 1 世纪的更高形的科学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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